一九八二年，中影监制的《光阴的故事》集结四位年轻导演，用四段成长故事宣告台湾新电影的开场。两年后，侯孝贤的《风柜来的人》与杨德昌的《海滩的一天》相继问世，台湾银幕第一次如此系统地回望自己的记忆。
新电影的镜头是低的、慢的、贴着土地的。侯孝贤用长镜头拍童年的乡野与巷弄，杨德昌用精密的结构解剖都市的冷漠。他们的电影里没有豪华布景，只有真实的空气、季节与人情。
一九八九年，《悲情城市》摘下威尼斯金狮奖，也让台湾历史第一次以故事片的方式被世界看见。杨德昌的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则在三年后用四个小时，把戒严时代的集体记忆做成了一部青春史诗。
一九九〇年代以后，台湾新电影逐渐退潮，但它的遗产贯穿了此后三十年的华语电影：长镜头美学、作者意识、历史反思。今天爱爱电影重读这些作品，正是为了确认——电影最珍贵的功能，是让一个地方不要忘记自己。
